记忆消失之路

Down Memory Lane
作者：迈克·雷斯尼克(Mike Resnick)

格温多林把一根手指戳进蛋糕又拔出来，笑眯眯喜滋滋地舔着手指上的奶油。

“我喜欢过生日！”她说，乐得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倾过身子从她脸颊上擦去奶油。“别把自己弄脏了，”我说，“你可不想在打开礼物之前再去洗个澡，对吧？”

“礼物？”她兴奋地重复道，直勾勾地看着一个用花里胡哨的彩纸包着的纸盒，上面系着一个大大的脏兮兮的蝴蝶结，“现在是我打开礼物的时间，对不对？”

“是的，是打开礼物的时候了。”我回答。我拿着盒子递给她。“生日快乐，格温多林。”

她扯开包装纸，把贺卡扔到一边，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她从盒子里面拿出一个旧的洋娃娃，随即发出欢快的尖叫声。“这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她大声宣布道。

我叹息着，竭力忍住眼泪。

格温多林今年82岁了，这之前六十年，她一直是我的妻子。

我不记得肯尼迪被枪杀时我在哪儿。我不记得世贸大厦被两架飞机撞毁酿成大祸时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我记得那一天所有的细节，就是我们得知坏消息的那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细节我都记得。

“也可能不是老年痴呆症。”卡斯特曼医生说,“老年痴呆症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概念，其中包括了很多种老年性智力衰退疾病。当然最终我们会具体诊断出到底是哪一种，但毫无疑问，格温多林肯定是得了其中的一种。”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毕竟，我们已经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这也是她前来接收检查的原因。但这仍然是个沉重的打击。

“有治愈的希望吗？”我问道，竭力保持镇定。

卡斯特曼悲哀地摇了摇头。“目前我们连减缓衰退过程都几乎做不到。”

“我还有多长时间？”格温多林神色凝重地问道，她的下巴不由自主地绷紧了。

“从生理角度来说您健康极了，”卡斯特曼说，“您完全可以再活十年或二十年。”

“那么，在我认不出别人是谁之前，还有多少时间？”格温多林坚持问道。

他无助地耸了耸肩。“不同的人智力衰退的速度不同。刚开始你可能什么都注意不到，但不久就会觉得有些不对劲。最先注意到这个现象的可能是你周围的人，而不是你本人。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比如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丧失了阅读能力，然后过了两个月，你又突然能看懂报纸的头版头条，或者又能读着餐厅的菜单点菜了，就像你现在能轻而易举的阅读一样。保罗可能会很激动，以为你的智力完全恢复了。他可能会给我打电话，向我报告这个惊人的好消息。但是，这一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可能过了一天，甚至只过了一小时，也可能过了一星期，你的阅读能力又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这一切发生时，我自己知道吗？”

“这可能是这种病唯一的好处，”卡斯特曼回答道，“你现在明白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但随着病情的加重，你很快就会意识不到自己的智力正在逐渐衰退。可想而知，刚开始时你会觉得非常难过，我们也会对你进行抗忧郁治疗。

但很快你就不需要这种治疗，因为你不再记得你曾经拥有比发病时更高的智力水平。”

她转过来对我说：“真对不起，保罗。”

“这不是你的错。”我回答。

“我很抱歉，你得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

“但我们总能找出些办法来，总得做些什么对付它……”我小声嘟囔着。

“我恐怕没什么可做的。”卡斯特曼说,“曾经有人说，当人们知道自己将面临死亡时，一般都会经过四个阶段：不信，发怒，自怜，最后不得不接受。还没有人为老年痴呆症列出这么一张表，但最终我们除了接收事实，带着这个事实继续活下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那在我去……去任何我不得不去的地方之前，也就是说当保罗无法再照顾我之前，还有多少时间？”

卡斯特曼深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来。他噘起嘴唇回答到：“情况各不相同。可能是五到六个月，也可能是两年，或者更长时间。这完全取决于你。”

“取决于我？”格温多林问道。

“当你变得越来越象一个孩子，你会对你不再认识的东西和事物感到非常好奇。保罗告诉过我，你非常善于思考。如果保罗睡着了，或者忙着干别的事时，你是心满意足地坐在电视机前面呢，还是想单独一个人出去散散步，结果出了门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你是否会突然对厨房用品上的按钮和开关非常感兴趣呢？一个两岁大的婴儿开不开厨房的门，也够不着餐桌，可你却完全能够做到。这就是我说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原因，这些事现在谁都无法预料到。”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甚至可能会有暴力。”

“暴力？”我重复着这个词。

“一半以上的病例都会出现暴力，”他回答，“她自己弄不明白为什么生气，当然你清楚原因。但对此你不必要担心，我们会给你们开一些药对付这个。”

我当时太沮丧了，甚至想到了自杀。然而这时格温多林转过身来对我说：“好了，保罗，看起来接下来几个月里我们还能做很多事填补以往生活的空白。我一直想去加勒比海游玩一次，等会儿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去找家旅行社问问看。”

这就是她的反应，她所接受的可是对任何人来说都称得上是最残酷的不幸啊。

感谢上帝，让我六十年来一直和格温多林在一起。然而我更要诅咒上帝。我们还没有做完我们想做的事，没有说出我们想说的话，上帝却突然决定拿走格温多林身上所有吸引我的一切，拿走使格温多林成为我最心爱的妻子的一切。

她曾经美丽非凡，直到现在仍然很美。虽然她外表的美貌逐渐褪色，内在的美丽却愈加璀璨。六十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深爱对方，一起工作，一起嬉戏。我们之间的默契已经达到对方不需要把一句话说完就能理解的地步。我们清楚对方的口味甚于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曾争吵——谁没有吵过架呢——但我们的怒气从来没有持续到一天的结束，从来没有带着怨恨上床。

我们一起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越战中阵亡了，剩下的一个儿子和女儿一直和我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和我们隔着几个州。

渐渐地，我们的外出社交生活越来越少，我们变得只需要对方。然而现在，我却只能眼看着我这辈子唯一挚爱的人一天天丧失记忆，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空壳。

旅行很顺利。我们甚至乘着火车去牙买加中部参观了朗姆酒厂，还在飞回家前在迈阿密玩了几天。她看起来非常正常，完全是她以前的样子。我开始觉得，也许卡斯特曼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

然而就在这时病情出现了。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意外，不是什么再年轻五十岁就绝不会犯的错，几乎每件事都能找出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但是类似的事情接连不断的发生。有一天下午，她把烤肉放进烤箱，可到晚餐时我们却发现，她忘了按烤箱开关。两天后，我们照例一起看电视连续剧《马耳它的猎鹰》，她突然想不起来是谁杀死了主人公的伴侣。她“发现”雷蒙德·钱德勒写的东西非常好看，可这是她几十年来最喜欢的作家。没有暴力行为，但卡斯特曼医生提到的其他病症都在格温多林身上出现了。

我开始帮她数药片。她同时服用五种药，其中三种每天两次。她从来没有把它们一把倒出来吞下去，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一次的药片数量是正好对的。

我提到我们一起认识的人，一起去过的地方，一起经过的意外，或者曾经分享的东西，有三分之一她怎么也想不起来。每当我解释说她又忘了时，她总是懊恼不已。一个月后，三分之二的事情她都忘了。接着，她不再对阅读感兴趣。她抱怨说眼镜看不清楚。可当我带她去医院重新验光时，眼科医生告诉我们，她的视力两年来没有变化。

她一直努力和病魔做斗争。试图通过猜字谜、解数学难题，以及一切能让她思考的游戏来刺激她的大脑。然而游戏和字谜一个月比一个月简单，她能解开的却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她仍然热爱音乐，仍然喜欢在室外给小鸟喂
食，看着它们飞来飞去的啄食种子。但她无法再跟着乐曲一起哼唱，也不再能分辨出小鸟的种类。

她一直不许我在家里存放枪支。财产都是身外之物，她说，宁可让小偷把所有的东西都偷走，也胜过在争斗中一枪打死他们。我和她的想法一样，六十年来，我一直把她的愿望当作行动的准则。但是如今，我出门去买了一把小巧玲珑的手枪和一匣子弹。我把枪和子弹都锁在我的书桌里，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她走得太远，甚至连我都认不出，我对自己说，我就会拔出枪来，先往她脑袋里射一颗子弹，然后再朝自己的脑袋开枪。但我深知我做不到。对我自己开枪，是的，我会这样做。但对意味着我全部生活的女人开枪，不，永不!

我是在上大学时遇到她的。她是优等生，我是个不怎么成功的运动员，橄榄球队的三分卫，篮球队的候补队员。我看上去高大而笨拙，不怎么说话，但她显然从我身上发现了什么。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她，她是那么地美丽，让人无法忽视。与此同时，她又有一颗非常聪明的脑袋。我们两人就像两条平行线，几乎永远不可能相交。我第一次约她出去的唯一理由是，兄弟会的一位成员和我赌十元钱，说她那天不可能抽出时间赴我的约会。但出于我永远也不知道的原因，她居然对我说“好的”。从那以后的六十年来，我再也不愿意从她的视线里消失。当我们有钱时，我们一起分享它。当我们没有钱时，我们过得也很快乐，只不过可能没有许多物质享受，不能尽情地去旅行。我们一起养育了孩子，把他们送入世界，看着他们中的一个去世，另外两个移居他乡开始新生活。最后，我们又回到最开始的状态，就剩下我们两人的共同生活。

然而现在每一天每一秒，我们中的一个都在逐渐消逝。

一天早晨，她锁上浴室的门，却记不起来怎么开锁。她在里面惊慌失措，根本听不到我在门外大声发出的指示。正当我打电话给消防队时，她却又突然出现在我身边，若无其事的问我，为什么给消防队打电话，到底是什么东西烧着了？

“她根本不记得曾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第二天我向卡斯特曼医生解释时说，“她一会儿开不了锁，一会儿又突然自己出来了，而且完全忘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浴室的锁非常简单，任何一名三岁的孩子都能打开。”

“这种病就是这样发展的。”卡斯特曼医生说。

“到她认不出我之前，还有多长时间？”

卡斯特曼叹了一口气。“我真的不知道，保罗。你是她生命中最重要、最稳固的一环，所以肯定也是她最后才会忘记的。”他又叹了一口气，“她可能要过几个月，或者几年才会忘了你，但也可能明天就记不得了。”

“这不公平。”我自言自语道。

“没有人说这是公平的，”他回答道，“我刚才给她做了全身检查，就她的年纪而言，她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良好。心脏和肺都很健康，血压也正常。”

当然她的血压很正常，我苦涩地想。她可不用在一天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思考，如果陪她度过一生的人突然有一天变得再也认不出她时，她该怎么办？

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她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本什么都没想。我感到很内疚，每时每刻都在失去记忆和思维能力的人是她，我却在这里自怨自艾。

两星期后，我们到百货店去采购。她一个人去挑她想要的东西，我想是冰激凌吧。可当我挑好商品到冷冻柜台去找她时，却发现她不见了。我环顾四周，沿着货架一处处地找。不走运的是，哪儿都找不到她。

我恳求商店的女售货员帮我进女卫生间找找，但那里面空无一人。

我开始因为恐慌而感到胃疼。正当我决定到停车场去找找看时，一位警察带着她走进了商店。他轻柔地拉着她的胳膊，在前面带路。

“她在商店周围转来转去地找她的车子，”警察解释到，“一辆1961年产的纳什漫游者。”

“那是我们四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时候用的一辆车。”我边说边转过身子问格温多林，“你还好吗？”

她的脸上爬满了泪水。“我很抱歉，”她说，“我不记得我们把车停哪了？”

“没关系。”我回答。

她一直一直哭，不停告诉我她有多抱歉。不一会儿整个商店的人都在看我们，商店经理问我是否需要把她带到办公室，让她在里面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我谢了他和警察，决定还是带她回家更好。我领着她上了福特车，这车我们已经用了五年多了。

我们到家时，我把车开进了车库。她自己开了车门下车，然后站在一边打量了一会儿车子。“这车不错，”她说，“是谁的车？”

“研究人员什么都确定不了，”卡斯特曼医生说，“但他们认为可能跟乙型淀粉样蛋白有关。在老年痴呆症患者和唐氏综合症患者的体内都能找到这种有毒物质。”

“你们就不能把这种东西取出来，或者抑制它的发展吗？”我问。

格温多林坐进椅子里，瞪着墙壁，与她息息相关的物质我们现在却远远无法解读。

“没那么简单，不然他们早就研究出对策了。”

“那么就是蛋白质的问题了，”我说，“这种物质是通过食物进入人体的吗？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她不应该吃？”

他摇摇头。“蛋白质的种类很多，这是一种人类一出生就需要的物质。”

“它在人脑中吗？”

“开始是在脊髓液里。”

“那么，你们不能把它抽出来吗？”我坚持问道。

他叹息道：“当我们能诊断出一个人有类似问题时，都已经太迟了。乙型淀粉样蛋白已在大脑中形成斑点，一旦病发，病情就不会好转。”卡斯特曼医生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些厌烦我的提问，“至少到目前为止病情不好逆转。将来科学家总会想办法打败这种疾病。不久后，他们有可能做到延缓发病速度。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将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克服这种病。甚至到了某一天，他们能在婴儿还在子宫里时，就查出乙型淀粉样蛋白是否失调，并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他们的研究在不断进步。”

“但来不及救格温多林。”

“是的，来不及救格温多林。”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渐渐完全意识不到她是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她不再阅读，却开始不停地看电视。最受她青睐的是儿童节目和动画片。我经常走进屋子，听到这位我深爱着的82岁老人和着电视里米老鼠俱乐部的音乐放声高歌。我有个感觉，如果这个节目还像初创阶段那样不停地循环播放，她可能会一连坚持几个小时地看下去。

然后一天早晨，那个我知道早晚会来的时刻降临了。当我把准备好的早餐——一种她从广告里看到的麦片——端到她面前时，她抬起头来看着我。我立刻感觉到，她不再能认出我是谁。天啊，她认不出我，甚至一点儿也不好奇我是谁。她表现得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我。

第二天，我把她送进了疗养院，就是那种专门治疗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地方。

“我很难过，保罗，”卡斯特曼医生说，“但这是最好的选择。她需要专业的照顾，而你的体重一直在减轻，还睡不好觉。坦白地说，现在谁在照顾她，喂她吃东西，谁在治疗她，对她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我感觉不一样，”我生气的抱怨道，“他们对她就像对一个婴儿。”

“她现在的确越来越像一个婴儿。”

“她在那里面已经待了两星期了，可我一次都没看到他们试着发自内心地跟她交流。”

“她自己没什么可说的，保罗。”

“有，一定有。”我说道，“在她的脑子里，一定有她想表达的东西。”

“她的大脑不再像以前一样了，”卡斯特曼医生说，“你必须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

“我太早把她带到疗养院去了，”我说，“肯定还有办法和她沟通。”

“你是一个成年人，而她呢，除了外表，整个人都已经退回到四岁孩子的思维状态了。”卡斯特曼医生温和地指出，“你们之间已经没有共同点了。”

“我们一起度过了整个人生，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我怒气冲冲地叫道。

我不想跟他再说下去。我站起来，愤怒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我告诉自己，依靠卡斯特曼医生的帮助显然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开始咨询其他专业人士。可他们告诉我的都是类似的情况。一位专家甚至让我参观他的实验室，他们正在那里针对乙型淀粉样蛋白及其他物质进行一系列实验。

我所了解的情况很鼓舞人心，但是研究进展显然来不及可以治好格温多林。

每天总有那么两三次，我握着手枪，想干脆扣动板机一死了之。但同时我总在幻想，如果有奇迹——医学的、宗教的，或者管他什么样的奇迹发生，她又重新变回格温多林，却发现自己不得不一个人孤零零地和一堆老年痴呆症患者待在一起，那我岂不是害了她？

所以我不能自杀，我无法帮助她，但我也无法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无论如何，在某个地方，通过某种方式，我一定能和她重新联为一体，能与她在同一层面上交流。我们曾一起面对所有艰难的时光——失去一个儿子，遭遇流产，体会双方父母轮流去世的痛苦。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总能克服困难。现在我要面对的不过是另一个问题。只要是问题，就会有解决的办法。

我最终找到了解决之道。那儿不是我想去的地方，那种生活也不是我期望得到的。但她已经82岁，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离我越来越远，所以我没有犹豫。

这就是今天晚上将要发生的事。早上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这是象征我这一辈子即将划一段落的最后行为。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在了解了所有与老年痴呆症有关的病情后，我终于收到了诊所的通知。这家诊所被政府判为非法，所以只好秘密搬迁到危地马拉继续经营。那儿没有什么值得参观的，但我本来也没有期望很多。只是需要另一种类型的奇迹罢了。

诊所毫不避讳地告诉我，如果实验顺利，将会出现何种后果。这也是他们只接受患有不治之症的自愿者的原因。但是志愿者实在太少了，他们的实验又很需要志愿者，所以当我自称患有发作缓慢的癌症时，诊所并没有深入追究。我签署了一项弃权文件，这样的文件除了在危地马拉，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庭都禁止它生效。他们现在可以对我为所欲为，而这权利，是我亲自给予的。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就这样一切开始了。我原以为他们会从我的脊椎注射，没想到实际上是通过颈动脉注射进去。说得通俗点，颈动脉就像一条通道，将脊椎和大脑连接在一起。通过颈动脉，那种蛋白质就会对我大脑发挥作用。我原以为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不过实际上只是有一点点酸痛。除此之外，我并没有觉得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听讲座的第四天。他们用许多冗长乏味的文件向我们解释，我们中许多人可能因此死去，很少一部分人也可能得救，但我们所做的一切将造福全人类等等，全是类似的说教。我现在可算能体会实验室专用的小白鼠和天竺鼠的感觉了。它们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将会丧命，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和它们将没有什么区别。

七月三日 星期三

整整一星期，我都在跟最白痴的谜语打交道。最后他们告诉我，我现在的感知能力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六，以后我的智力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衰退。这个结论似乎让他们非常高兴，但我不能确定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再给我点时间，我就能更好地完成那些见鬼的测试。我是说，毕竟我离开学校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不习惯考试了。

七月七日 星期天

你看，我想实验有效果了。我徘徊在走廊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想不起我住在哪一个房间。太好了!实验进行得越顺利越好。我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抓紧时间去做呢。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二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说我的病情发展得非常迅速，实际上比他们当初设想的还要严重。所以现在到了分析研究病情的阶段。分析研究，他们说的是这个词吧？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我真是幸运。我在最后关头突然记起来，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的？我等啊等，一直等到天全黑了，才悄悄溜出诊所。我来到了飞机场，却发现自己身上没带钱。不过不要紧，机场人员要求看我的钱包。他们从里面拿出一张塑料卡片，用它干了些事，然后就对我说ok，给了我一张飞机票。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我写下家里的地址，以免自己忘掉。哦，可我真是太走运了!从飞机场出来我上了出租车，突然我就忘了该告诉司机什么。我们在路上转啊转，直到我突然想起来我把地址已经写到纸上。但当出租车把我送到家门口时，我又没带钥匙。我开始用力砸门，但里面没人开门让我进去。最后人们叫来了响着警笛的车子，把我弄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不能在那儿待很久，我必须在一切都太晚之前找到格温多林。但我已经不记得，到底什么事不能耽搁。

八月 星期天

他说他是克拉斯曼医生，还说我认识他。这人一直不停地重复：哦，保罗，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但我这样做跟格温多林有关。你还记得她吗？他问我。当然我记得，我回答，她是我的生命我的爱。我问他什么时候我能见她？他答应我说很快。

星期三

他们给了我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我不想要一个人住，我要和格温多林住一起。最后他们答应带我去见她。她像以往一样漂亮，我想过去拥抱她，亲亲她。可我一走近，她就大哭起来，护士赶紧把她带走了。

我到这儿已经八天或者九天了，我的忘性越来越大，老记不住事。今天我在大厅里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满头白发闪亮如银。她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但我想不明白那个人是谁。明天，如果我能记起来的话，我要给她带一个礼物。

今天我又看到那个漂亮的小女孩了。我从花盆里摘了一朵花献给她，她微笑着说谢谢你。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话，她说真高兴认识我，感觉非常快乐。我说我也一样。我觉得我们能成为非常亲密的好朋友，因为我们都喜欢对方，而且觉得有很多共同之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但她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我决定以后就叫她格温多林。好像很久以前，我也认识一个人叫这个名字。对于一位新结识的漂亮朋友来说，这个名字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