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索耶:科幻小说更应被称为哲学幻想小说

作者:外滩画报 菲戈 韩见

导读:美国的科幻小说要求能够被快速阅读,就像垃圾食品一样。所以他们关心新机器和技术而不是人,也不要求大创意。英国和欧洲的科幻小说没有那样的流行传统。它们是更深思熟虑的作品,也更具思辨性。

罗伯特·索耶
罗伯特·索耶(Robert J. Sawyer)–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已出版 20 部长篇科幻小说,屡获雨果奖、星云奖、极光奖等科幻小说最高奖项。索耶的科幻小说涉及多种主题,从电脑狂魔、恐龙复活、时间旅行,到外星生命、平行时空、太空侦探。图中所拿书本名为《人性分解》,是索耶自己最喜欢的小说。
罗伯特·索耶
成为作家之前,索耶最大的兴趣在古生物学和演化生物学方面。
罗伯特·索耶
在签名时,索耶把日期写成了 2018 年 8 月 18 日。没有什么比这个笔误更能表征他的科幻小说大家身份了。写错的日期仿佛是在有意提醒你,他的心、他潜意识中观看事物的坐标,基点永远落在未来。

弗洛伊德说过,“在读误和笔误里,常可发现更辽远更复杂的动机存在”,而其中,“日期的误写绝大多数可以找到动机”。(1)《日常生活的心理奥秘》,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版

我想罗伯特·索耶 (Robert J. Sawyer)应该会同意我套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解释他的笔误,因为他在多部小说中提及这位精神分析大师,还在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人性分解》(Humanity Factoting,1998)中塑造了一位荣格派心理学家(2)荣格曾被弗洛伊德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并让她在一个按外星人的指示建造的装置中体验到,如果将弗洛伊德的移情学说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重新结合、统一起来,就能为纷争不息的人类社会找到一条“和谐发展之路”。那个时刻—人类主宰意识因为与人马座阿尔法星人的另一种主宰意识之间产生相互移情作用而得以彻底超越自身的时刻,被索耶设定为 2017 年 8 月 21 日,周一。

而那个笔误,是采访索耶即将结束时发生的。我把他最新的两部中译本《人性分解》和《触发》(Triggers,2012)递过去请他签名,他签第二本时,在落款及 Email 下方写下了日期:2018 年 8 月 18 日。我们都笑了,他很快划掉了前面那个“18”,在下面改写上“13”,然后又灵机一动,在旁边添上一个词:Future。

没有什么比这个笔误更能表征他的科幻小说大家身份了。写错的日期仿佛是在有意提醒你,他的心、他潜意识中观看事物的坐标,基点永远落在未来。不过这个未来究竟是吉是凶,标示出了两派科幻作家的分野。悲观派如《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1984)的作者、赛博朋克鼻祖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他的未来世界总是愁云惨淡,如同高科技的“荒原”—他的粉丝们也正是因为这“深刻的悲观”而趋之若鹜;乐观派在当今的最好代表,则非索耶莫属,他的世界里即便面对末日般的灾难,也总是因为人性──以及与人性密不可分的神性──中最美好的部分而能拯救自身。

索耶是一个知识与思想都非常庞杂的科幻小说家,你会在他的小说中不断读到众多伟大的科学家、科普作家以及科幻界前辈的名字,最经常出现的有卡尔·E.萨根 (Carl E.Sagan,1934-1996)、斯蒂芬·J.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阿瑟·C.克拉克 (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2008)等,因此他的小说除了极具想象力的情节本身的吸引力,另有一重“互文性”的趣味——尤其对读过大量科幻小说的资深科幻迷来说。比如多次以不同形态出现在索耶小说中的神秘“黑体”,如果你熟悉阿瑟·克拉克,你当然会联想到《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1968)中那方超越时空、极具魔力的黑色石碑;《星丛》(Starplex,1996)的主人公通过“虫洞”来到宇宙某处,在“人造”的地球环境中与自己 100 亿年之后的不死之身对话,这样的灵感无疑来自萨根的《接触》(Contact,1985)——5 名宇航员在扑朔迷离的宇宙之旅中与以自己最爱之人的形象出现的织女星人相遇;实际上,《星丛》中通过“搬运”几十亿颗恒星来抵消熵的增长以再造宇宙的构想,以及上文提到的《人性解析》中心理学家按照外星人发来的信息造出宇宙传送装置的构思,也都是来自《接触》的设定;而读到《计算中的上帝》(Calculating God,2000)最后“宇宙生育”的一幕,眼前又怎会不浮现出斯坦利·库布里克在电影《2001 太空漫游》结尾处用几乎整个银幕展示的由星球孕育的巨型“胎儿”?索耶的那些宇宙硬科幻类作品,似乎总是在或隐或显地与克拉克对话,再加上萨根式的宇宙乐观主义,使得他可以设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并不遥远──借助于某种来自外星、最终是来自宇宙本身所给予的巨大冲击,而令人类顿悟自身的起源、历程与终极命运──在《星丛》中,甚至真的成为永生之物。

后来再次细读《人性分解》,尤其是其中为小说进程严格设定的日期时,才意识到他在我那本书的扉页上留下的笔误,差不多刚好是小说中人类终于能超越自身之后一年。如果把弗洛伊德的解释框架套到索耶头上不算太牵强,是不是可以说他潜意识里是如此期盼那一天的到来,如此渴望生活在那之后的新世界里呢?

当然,事实上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索耶为“招待”我这个记者,而成功地设计了这样一个小花招,让我有了这么多可以写可以发挥的东西。这种猜想虽然有些“阴暗”,却也多少符合他的性格。他幽默,开朗,性情随和,不拘身份,精力旺盛,乐于与人滔滔不绝地对话,也非常懂得如何营销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恭维他的作品,他自然甘之如饴,始终显得自信满满,而一旦有所质疑,表现就没那么可爱了。后来我们继续通过 Email 交流,其中有两个问题涉及对他小说结尾的争议,他当即生硬地表示这“冒犯了我”……与印象中轻松随意的他判若两人。不过我还是不要把自己的中国式腹诽硬塞给通常是阳光和单纯的北美人吧。

采访前一晚,索耶在思南公馆参加果壳网的活动,与严峰对话,即便是糟糕的有时甚至完全说不出话的翻译,也没能影响他的兴致;下面读者一如在类似场合通常会做的那样,提出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他也照样长篇大论又不失幽默地一一作答。不过回到下榻的宾馆,他还是累坏了,临时通知我们,将原定第二天早上9点的专访推迟一个小时。

然而早上 10 点,锦沧文华酒店大堂咖啡吧,当他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又恢复了那副兴奋而专注的神情,侃侃而谈起来依旧刹不住车。果壳网的翻译希望采访能在一小时内完成,我告诉她这不可能,因为我有 30 个问题要问,而大概每个问题他都至少会说上 5 分钟,这样我们需要的不是 1 小时,而是 3 小时。结果是双方折中了一下,我用 1 小时 45 分钟的时间问了 2/3 的问题,剩下 1/3 商定通过 Email 交流。

采访一结束,索耶便与夫人会合去吃午饭,饭后,他还要在下午 1 点半前赶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举行一个教授科幻小说写作的报告会。就这样,他大概把自己待在上海的几天时间全部用说话来填满了。

B=《外滩画报》

S=罗伯特·索耶(Robert J. Sawyer)

现在你们赢了!

B:在《计算中的上帝》里,主人公托马斯·杰瑞克说自己中文水平不错……

S:是的,因为他是个古生物学家,而且真有这样一个关于中国恐龙的项目,参与者大部分来自加拿大,因为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化石。在恐龙时代,所有的大陆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中国的恐龙和加拿大的恐龙是有联系的,但是现在,两个国家的古生物学家没有太多机会交流。我想这是个伟大的项目,大概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进行的,加拿大的古生物学家来到北京,看到了中国的恐龙化石。托马斯是一个加拿大古生物学家,虽然这是个虚构的人物,但说他会讲中文也是合情合理的。

B:那么,你的中文水平怎么样?

S:我?哈哈,我只会说“你好”!我也希望我能说中文,中文对外国人来说是很难的语言,中文有声调,不同的声调有不同的意义。

B:据说当初是你主动联系《科幻世界》杂志社,免费提供短篇小说给他们翻译的?当时是怎么想的,那么希望拥有中国读者吗?

S:昨天也有人跟我说起这件事。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是他们找我的,跟我要短篇小说,说明了他们的困难。那应该早于 2006 年吧,也许 2000、2001 年,那时候把钱从中国汇到加拿大还很不方便,所以我说:别管了。我很高兴在中国有读者,但我肯定不会和我的书的出版商说这种话。短篇和文章没问题,免费登,否则为了一点点钱要做很多工作。我此前没听说过《科幻世界》,现在我知道它是很大的科幻杂志,我觉得很自豪。

B:你大约 6 年前接受过《外滩画报》的采访。

S:是的,我记得,在成都。

B:当时你说在你最新的“WWW 三部曲”中,中国将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我所知,它们现在都已经出版了,可惜目前只有前两部在台湾翻译成了繁体字版,我暂时还看不到。能大致地介绍一下它们吗?

S:它的英文名是 Watch、Weak、Wonder,3 个 W,而 3 个 W又指万维网(world wide web),万维网变得有意识,软件苏醒—这也是书的副标题—它们要处理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因特网成了有智慧的存在。一个15岁的天生失明女孩,在眼睛后面植入了一个装置,本来是为了看见世界,但结果它还使她能够与智能的因特网互动,此前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特网具有智能),还能处理在因特网接触中的开放度和透明度问题,因为因特网本身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

B:它会在中国大陆出版吗?

S:那要看果壳网了。我只把台湾地区的版权卖了,大陆地区还没卖。简体繁体版权不一样。

B:你在《计算中的上帝》里提到,“如果美国和中国开战了,我们可能都会死,整个人类也会灭亡”。你只是在写小说的时候随口提及它,还是真的想过这种可能性?

S:我写了两国会开战吗?时间有点长了,我记不清了。我想两国的战争并不是直接交火,我当时的直觉是美国和中国会成为21世纪的两个超级力量,我并不觉得真的会有一场核战争,更可能是经济力量的战争。现在你们赢了!美国欠了你们好多债,毫无疑问,很多西方国家,除了美国以外,都觉得中国会是 21 世纪的主导,主导美国、西欧和加拿大。

莱姆、克拉克、萨根和古尔德

B:谈谈你对大爆炸理论的看法吧。好像你并不是很赞赏它的说服力,在《计算中的上帝》里,外星人霍勒斯否定了大爆炸理论,这是否多少也代表了你本人的质疑?

S:首先,我的角色说了什么并不等于我相信什么。我相信大爆炸理论,科学家证明了这个理论。《计算中的上帝》并不是主张大爆炸没有发生。关于我们的世界为什么这么适宜生命存在,有一些争论。如果在同一时间内只有这一个宇宙存在,没有平行宇宙,那么这似乎暗示着包括重力、核力在内的基本的自然力,都像是被什么人仔细地调整过的,好让复杂的生物能够生存。但是,如果有很多次大爆炸发生,最终变成大塌缩(Bid Crunch),再大爆炸、大塌缩,反复发生,那么总有一次足够幸运,产生我们得以生存的地球。同样,有许多平行宇宙,那么也可能在其中会有适合人类生存的那一个。外星人霍勒斯证明了平行宇宙不存在,我忘记我写的是几个了,反正在此之前和之后极少数宇宙是适合生存的,因为基本常量的值在某一个范围内,从而生命能够产生。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目前我们只发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一两年前,有一些奇妙的证据,暗示可能存在一些平行宇宙。在空间极深处,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似乎是平行宇宙的讯息。这是非常新的发现,没人可以肯定。但我的个人看法是,也许在这个宇宙之前,曾存在过许多类似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之后,也有很多类似的宇宙,反复的大爆炸、大塌缩也可能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平行宇宙。对我来说,相比一个天才的“设计者”,这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解释。但也有人不能接受这种解释,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个宇宙有一个上帝。在《计算机中的上帝》里,两个人物各持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冲突在他们之间展开。我自己的观点更接近托马斯的。

B:你曾说过科学幻想小说更应被称为哲学幻想小说。实际上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我认为最好的科幻小说必然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性,比如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1921-2006)的《索拉里斯》(Solaris,1961)。相对而言,北美的科幻小说家可能更重视硬科技、情节的奇特以及阅读的流畅性,而欧洲,尤其是东欧、俄罗斯的一些科幻小说则哲学思辨性更强,你同意吗?

S:没错。北美的科幻小说家更重视硬科技是有原因的。在北美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有一本很便宜的供娱乐的杂志《Pulp》,Pulp 有“粗糙便宜的纸浆”的意思,美国的科幻小说是从这样的杂志中发展出来的,这要求它能够被快速阅读,而且只会被阅读一次,就像垃圾食品一样。所以他们关心新机器和技术而不是人,也不要求大创意,只是娱乐而已。英国和欧洲的科幻小说没有那样的流行传统,通常它们被发表在月刊上,或者以短篇小说集的形式出版,出版上的差异导致读者对它们的要求和期待不一样,他们可能会永久保存这些刊物和书籍,反复阅读。五年十年之后,可能还有人从图书馆里把它们借出来看。所以它们是更深思熟虑的作品,也更具思辨性。

B:你喜欢莱姆吗?

S:当然!他现在过世了,但我见过他。《索拉里斯》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很棒的小说。我曾是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SFWA,Science Fiction & Fantasy Writers of America)的主席,很多年前,我还没有加入的时候,协会想给斯坦尼斯拉夫·莱姆一个免费的会员资格,他拒绝了。他说,你们美国人写的科幻小说不怎么样,我可不想加入。不过他是对的,那个时候,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好的科幻小说,那都是消遣读物,但他希望写的是更复杂的东西。

B:《索拉里斯》可以说是借着科幻小说的形式探讨了人的自我的多重性,而你的《计算中的上帝》则主要探讨上帝。实际上,对自我的探讨和对上帝的探讨,在哲学上最终似乎是同一件事情。你怎么看?

S:这两部小说探讨的是同一件事?哇,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对我来说,《索拉里斯》有趣的地方是那些环绕着索拉里斯星岩石核心的智慧的大洋,显然它比人类更智慧,而主人公无法知道它在想什么。这种神秘的特质非常吸引我。如果这个大洋真的比我们更具智慧,我们有可能理解它吗?或者可能至少在哲学层面理解它?这个问题就如同问猫和狗能否理解我们。当我们真的碰到了其他物种,比我们更复杂、更先进的物种,我们就变得像猫和狗看人类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和霍勒斯试图弄明白上帝想干什么,这种处境是类似的。《计算中的上帝》在英语中是个双关语,Calculating 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搞清楚”的意思,而当有人在操控或者玩弄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说这个人非常 Calculating,某些政策或商业做法也被形容成 Calculating。所以这部小说的题目,可以理解为是人类想要搞清楚上帝是怎么想的,也可以理解为是上帝在操控我们,让我们做一些事情。

B:顺便问一下,《索拉里斯》也被拍成了电影……

S:对,两次,我都看了。我更喜欢老版本,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1932-1986)的。它很长,差不多有4小时。我们西方人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喜欢不到两小时的电影。不过对我来说,伟大的英国电影《2001 太空漫游》也很长,两者有点像。新的那部是乔治·克鲁尼演的,还不错,他长得很好,但是电影离引人入胜还有点距离。

B:既然你提到了《2001太空漫游》,我也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星丛》一开始就提到了阿瑟·克拉克的名言“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法无异”,我记得你在《计算中的上帝》里也提到了他。有人认为《计算中的上帝》的结尾是在向克拉克的《2001 太空漫游》致敬,是这样吗?他的科幻小说在哪方面给你影响最大?

S:这句名言是克拉克 1965 年为美国建筑师协会所作的一次演讲里提出的,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述。我写《星丛》差不多是 20 年前了,现在我变得不大喜欢这句话了。它暗示科技与魔法并没有根本不同,但其实是有的,它们之间有真正的差别。科技总是要合乎物理规律、受制于能源的极限等,但魔法完全不需要。我认为,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也得建立在真正的科学之上。这也许是克拉克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但我不再同意了。也许我在写《星丛》的时候是同意的。

克拉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几个原因。第一,和我们提到的其他美国科幻作家不同,克拉克是英国人,后来搬去了斯里兰卡。在我看来,美国科幻作家往往比较暴力,而且很爱国,觉得美国很伟大,而克拉克相信和平而不是战争。在他的小说里,没有枪,没有重武器,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都没有暴力和战斗,只有智力上的对抗。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觉得这一点是很吸引人的。我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和平的、乐观的。第二点,除了他说了“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法无异”,大多数美国作家都忽略了科幻世界里的哲学问题,但克拉克用理性的方式描写了它,他不是经常写到,但他的两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神的九十亿个名字》(The Nine Billion Names of God,1967)和《星》(The Star)讨论的是类似的哲学问题:我们是宇宙中渺小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心,是上帝创造的微不足道的角色。我觉得很有启发性。这些抽象的问题没有快速、明确的答案,但他觉得仍然可以理性地探索,而不是只关注魔幻的部分。我不知道翻译成中文怎么样,但克拉克的英文是很优美的,不是花哨,而是在选择用语的时候非常抒情、优雅。当有很多种可选择的表达时,他总是很仔细地选择。所以他对我的影响来自这三方面:他的风格、他对抽象问题的探讨和他的表达。

B:你在 1988 年的长篇处女作《金羊毛》里写到外星人信息的三维结构,而在《计算中的上帝》里,你明确提到卡尔·萨根 1982 年的经典科幻小说《接触》(Contact)以及罗伯特·泽米基斯(Robert Zemeckis)1997 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那么外星人信息的三维结构这一设想是来源于萨根吗?相对于原著小说,你似乎并不很喜欢电影版。

S:不是来源于萨根。萨根只写了《接触》一部科幻小说,对我来说这部小说值得一提之处是,它最后写道,宇宙有一个智慧的造物主,那是小说的结论。他们发现了绝对的证据。如果你读过小说就知道,他们用一台超级强大的电脑,足够算出圆周率π小数点后万亿位,如果算到小数点后那么多位,数字就开始形成图案,显示了造物主在时间的开端留给人类的信息,一个以基本常数写成的签名。这非常精彩。萨根是个无神论者,但他唯一一部科幻小说中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讨论了上帝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证明它是否存在,如何设计一个令人满意的论证过程……卡尔·萨根写得很深刻。然而电影里这些都没有了。这部电影也有我喜欢的地方,但小说本身要深刻得多。

B:斯蒂芬·J.古尔德呢?你提及他的频率可能仅次于萨根。

S:对,因为萨根和古尔德是两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前者是天文学家,后者是具有开创性的生物学家。一个在康奈尔大学,一个在哈佛大学。不过他们出名更多是因为他们写给大众的读物。现在在美国,无神论者发表这样的作品变得比较普遍了,在上世纪 80 年代,很少作者在公开出版物里提到自己是无神论者。美国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这么做可能会断送职业生涯。他俩还都得了怪病,很年轻就去世了。我见过他们,他们来多伦多演讲,我还要了签名。他们都很骄傲,对反对他们的人不屑一顾。直到他们得病,死期将近,他们也仍然表示自己不相信有来世、有上帝。我觉得这很好,无论你相信什么,都不应该轻易被生命中的好运或厄运动摇。但在我的小说中,我要写的是不那么傲慢的人,要写人是如何转变的。萨根和古尔德作品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故事没有变化,一个人原本这么想,然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比如绝症,他仍然这么想。有趣的故事应该是随着事情的变化,人的感受也发生变化。

另外,围绕着他们的作品,都有了发达的产业,有电视节目,萨根甚至卖棒球帽和T恤。他们死后,商业机构和家人仍然继续这些生意。某一部分的我对此总是存有疑问,因为萨根刚去世,他的遗孀就公开说,他从未改变信仰,从未在虚幻中寻求过慰藉,但并没有摄像机记录这些,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她需要维护他的品牌,并从中获利。今天,“萨根品牌”仍然在继续赚钱,而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么大名气,我们可能可以看到更真实的故事,比如我小说中的汤姆·杰里科 (《终极实验》,The Terminal Experiment,1995)。

假象让人感觉更好

B:你在写《计算中的上帝》时──应该是接近 2000 年的时候,坚定地认为太阳系中应该有十颗行星而不是九颗?

S:啊,我错了,现在只有 8 颗了。太阳系里离太阳很远的地方,行星要花很久才绕太阳一圈,从我们谈论冥王星到我们认为冥王星不属于太阳系,它都还没有绕太阳一圈,一个“冥王星年”都还没过去。我们对它的了解非常有限。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还在测量冥王星的轨道,我们需要很长时间,要一整个冥王星年之后才能知道我们是不是对的。不过我想念冥王星。在我念书的时候,60 年代,很多星象图只有8颗行星,现在它们又可以派用场了!

B:你对于地球存在第五个基本力(除了我们现在公认的四个──万有引力、电磁力、弱核力和强核力,还有长距离的排斥力)的猜测,完全是你个人的猜想,还是此前已有科学家设想过类似的模型?

S:噢,那是我编出来的!是为了解释大爆炸理论。我们已经有一些科学发现,多少可以表明大爆炸理论的正确性。我希望未来有一些发现,可以进一步证明大爆炸理论。我们一直在期待新的物理学,希望有令人兴奋的发现。那是一个不错的设想,我相信是那样,所以我把它放进了故事的进展中。

B:你──至少是在小说中──认为以前的外星文明之所以消亡,并不是他们真的灭亡了,而是他们通过扫描大脑的技术将自己虚拟化了,这样,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永生了,肉身的存活与否不再重要。

S:有一个有趣的问题,称为“费米问题”,是以意大利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Enrica Fermi,1901-1954)命名的。他说,如果宇宙中还有其他生命,它们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听不到?接收不到无线电信号,没有在天空中看到它们软饮料的广告牌?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最受欢迎的回答之一是,它们的文明非常短暂。我们在 1895 年有了第一个无线电接收机,在 1945 年制造了第一枚核武器。从第一次可以探察到其他星球,到具有摧毁自己的能力,经历了 50 年,半个世纪。技术上,一个文明可以存在多久,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计算中的上帝》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与我的最新小说《触发》是类似的,都是说一旦你拥有了具有破坏力的武器,而且不仅仅被政府拥有,还被个人拥有,你就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就将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有意思的是,《计算中的上帝》出版时,美国还没有受到“9·11”恐怖袭击,《触发》是在那之后。我相信,一种可能是其他人真的把你炸飞,而另外一种可能,已经不再是物理上的了。外星人要么都灭亡了,要么是它们改变了和宇宙互动的方式,以至于我们侦测不到了。我很乐观,给出了两种选择。我宁愿相信我们的命运,以及所有文明的命运,不是自取灭亡、不是分解,而是某种启示,是更高形式的存在,几乎可以永恒。

B:但是你进一步设想,“可能所有种族在创造了电子版之后都结束了自己的生物版”,而“这么做可以防止任何疯子对虚拟世界的破坏”。但如果虚拟世界是完全再现了现实世界的各种细节,那么现实世界中的暴力与邪恶不是会一样复制进计算机吗?那个虚拟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充满斗争吗?

S:是的,这是个好问题。在小说里,一些外星人上传了现实世界,创造了虚拟现实。但这个虚拟现实,在电脑中是在物理上存在的。如果没有人拔掉电源使电池没电,这个世界是永恒的,他们也不会死掉。所以他们偏执地认为,一旦他们有一个物理上的存在,就会变得很脆弱,处于危险之中。对他们来说,从自私的角度,有意义的事是对他们周围的世界进行消毒,至少在几十亿年内,限制其他物种闯入,破坏他们的世界。这个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虚拟世界还是得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当他们上传到虚拟世界—《触发》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当你把所有人的意识放在一起,你怎么处理邪恶、仇恨、偏见、嫉妒、谎言这些东西?《触发》是比较乐观的,在其中我认为地球上绝大多数人是好人,只有少数人是可恨的、坏透了的。这些坏东西在人类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会被压倒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可能有一些坏的想法,但被好的想法和好的本性压制了,我们不会像坏人那样行事,只有少数人不能控制坏的想法。推论到所有的人也是一样。我希望这是真的,我是个乐观的人。

B:那么在《黑客帝国》(MATRIX)这样的电影之后,你是否还相信虚拟世界的“永生”?

S:啊,这部电影我是在首映日看的,和朋友一起。有些人说这是一部新的科幻电影,但之前我没做任何了解,所以看了觉得它很有力。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是真实的物质使我这么相信的,这些桌子椅子都在这里,我们的宇宙不是模拟(simulation)的。但这是个哲学问题。我的感觉告诉我这是抛光的木材,这是柔软的布料,但我怎么知道我的感觉不是假的?MATRIX 很有趣,它说的其中一点是,最终,你无法区分真实和模拟,你无法证明你不是存在模拟之中。通常人们不是自己选择生活在模拟之中,但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模拟的世界,肯定是因为它比真实的世界更好。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可以看清你,因为你离我很近,但看不清背景。这不要紧,生活仍然可以过,但如果运用一个很小的技术──戴上眼镜,显然更好。夏天室外温度可能达到 40℃,但是空调使室内只有 20℃。显然,假的现实比真的更好。我想《黑客帝国》所表达的是:如果你被骗进了虚拟现实中,就不大好;如果是你自己选择的,也许不是坏事。最近美国有一个调查,65% 的人认为自己的长相在平均水平以上——已经有 15% 的人是活在虚假的现实中了,因为实际上只可能有 50% 的人长得比平均水平好。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已经有这么多人选择了假象,因为假象让人感觉更好。

B:你似乎很着迷于通过大脑扫描保存人类生命但摒弃肉体以获得永生的设想,它的灵感又来自哪里?

S:是的我很感兴趣。两件事激发了我的灵感。有很多人问我,你是学文科的,却在写科幻小说,这怎么可能?!我读文科的时候,同时在学心理学,1979-1982 年,那时候,我们从不探讨头脑的内部运作,因为没人了解。我们曾说头脑是一个黑箱。后来,随着学科的发展,我们知道了脑有明确的结构,有很明确的物理过程导致特定的心理过程,在脑和精神之间,没什么不同。这对我来说是很厉害的革命,我想对当时的世界也是一样。当我开始作为一个专业作家写作的时候,我还没有电脑,我用打字机,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从所有东西都是物理的时代,走到了一个所有东西都数字化了的时代。这使我认识到,头脑和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不同,也可以数字化。除非你有宗教禁忌,除非你认为肉身和精神之间有特定的关联,否则就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技术的可行性。我猜想,在我有生之年—我母亲的家族很长寿,所以我可能还有50年可活—大脑扫描技术就可能实现。

记忆是定义我们是谁的最大力量

B:在《人性分解》中,对于人工智能,你似乎在科技的前景上非常看好,而在伦理道德的前景上非常担忧。15 年过去了,你现在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它是钻出瓶子的魔鬼吗?人类需要或有能力把它重新关进瓶子吗?

S:在《人性分解》中,我对人工智能总体上是悲观的。实际上,从 1990 年我的第一部小说《金羊毛》开始,我就在处理人工智能的问题,而这可能是我在这个话题上最悲观的一次尝试。

而在我更近期的小说“WWW三部曲”中,我对人工智能的描绘非常乐观──我这么写恰恰是因为其他作家很少正面描绘人工智能的到来产生的双赢结果。关于人工智能,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哪一个脚本更合适──毁灭,或成为我们的救世主。但我“确实”知道,从人工智能第一次到来,到变得不受人控制,将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那就是为什么科幻小说很重要:在它成为现实之前,我们在科幻中探讨可能性,那么当其中一种可能到来时,我们就可以灵活地作出反应。

B:你在《人性分解》中探讨了记忆,现在,记忆再次成为你最新作品《触发》的主题,那么你对记忆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S:《人性分解》是部分地探讨虚假的记忆(false memories),而我这些年正越来越意识到,所有的记忆都是如此虚假。当然,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都被记录下来了──那些我们以前过马路或打电话时说的事情,现在都永久地以短信或电邮形式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回看它们。《人性分解》背后的概念是,有一个客观的真实,使得记忆可以被检验;在这本书出版以来的 15 年间,随着生活记录、数码记录、社交媒体等等的出现,那很大程度上就成了我们的日常真实。

B:为什么你对记忆越来越感兴趣?是因为它和你最初的主题外太空一样,是人自身内部的浩瀚宇宙吗?

S:记忆使我感兴趣是因为当我们谈论我们是谁时,它几乎从不被提及。我们说我们的基因或者我们教养中的一些不被记起的部分导致了特定的行为方式。然而,事实上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都是记忆的直接结果:我们是期待去工作,还是害怕它?要看我们对工作的记忆。当我们看到某个人,是开心还是生气?要看我们和这个人上次相遇的记忆。中饭要吃韩餐还是意大利餐?一样,也要看记忆。

记忆是定义我们是谁的最有力的力量,但至今它几乎从未被作为一种力量来研究。《人性分解》和《触发》用不同的方式试图抓住记忆的基本特性。《触发》深入研究了记忆在明确人们个性上的角色──正是它使每个人独──无二。

B:你似乎对人们能够互相进入记忆甚至当下思维的科技前景很兴奋,并不感到过多担忧。你似乎认为人们通过这样的科技而很容易达到互相理解,并从此抛却所有因互相隔绝的意识而造成的冲突、斗争、伤害等等。但这里面确实有其他的可能,不是吗?你真的那么乐观吗?

S:当然,我也考虑了缺陷。但科幻是一种对话:我探索一个问题的一方面,其他作者探索不同的方面。我不必在每个故事里强调每一个方面。

我也非常看重我的隐私──因为目前我们的社会普遍地看起来是要推倒其他人,人们往往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抛弃其他人类的理由:哦,20年前他这么说?10 年前他做了这个?至少在西方,这已经变成对同胞的公开“追捕”:许多人的目标是找到那些犯错的人,有过失的人,可以用即时的评论联合反对、推翻和否定的人──把整个生命减少为一些瞬间,判定那些瞬间,为证明一个人并非完美而自鸣得意。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并不舒适,所以我探索其他可能性,包括更透明、更具日常责任(关注人们正在做什么,而不是有什么几十年前的尘埃可以挖掘)、更有同理心。对我来说,这样的社会比我们现在的更好。

B:如果你真的很乐观,你怎么看待那些本质上悲观的科幻作家,比如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他们笔下的未来世界就像一片片高科技的“荒原”(Waste Land),他们的粉丝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悲观更深刻,你怎么看?

S:他们都是天才的作家──我不知道这在中文翻译中体现出多少──他们都是出色的散文文体家。我没见过迪克,但我认识吉布森──我们都是加拿大人──我曾在多伦多采访过他。我提到他作品里悲观的观点,他相当公正地说,只有与大多数西方人目前享有的极端特权相比──充足的食物、大量的休闲时间、足够的任何东西──他描绘的世界才可以被称为悲观。他作品里的人物还是比如今世界上大多数人要过得好。不过,当然啦,我总体上的确比吉布森乐观,这毫无问题:就像我说的,科幻是一种对话,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领域,任何观点都有空间—我也很喜欢看到与我不同的观点。

要为与外星生命的“第一次接触”做好准备

B:你写小说时,怎么去设想一个外星人,尤其是它的“思想”?因为不能跟地球人太像,那样就失去了外星人的特点,又不能与地球人完全不同,那样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怎么设计其中的尺度?

S:在成为作家之前,我最大的兴趣在古生物学和演化生物学方面,所以我不会从一个已经完成的外星人开始,我从祖先开始,试图在进化的过程中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物种。举个例子,我们有两条手臂和两条腿,是从鱼鳍进化来的。当我设计一个外星人时,我可能让一个手臂强壮一点,功能是前瞻性思维,另一个弱一点,功能是逆向思维。但都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在《计算中的上帝》里,最有趣的外星人不是霍勒斯,而是吕特人,他有 360 度视野圈状长眼,没有“焦点”。吕特人不会数数,因为要数数的话,你得看着某一个点,一二三四,如果不能转移焦点,就不能数数。实际上很多动物的视野都比人类广。这是我的做法,看进化的过程。

B:你对六指似乎特别感兴趣,外星弗林纳人霍勒斯有六条腿,而她的两只手都是六指;吕特人的后手也是六指;瓦达胡德人是“一种长着六个肢、看上去像头毛乎乎的猪一样的生物”;阻挡了超新星爆发的毁灭性能量的黑色物质,形状又是一只六指的手……为什么是 6?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S:真的吗?大概因为 6 是我最喜欢的数字吧!通常我们认为数字 5 显示了人类的进化线索,就像我们有 5 个手指,因为在我们祖先的身上也有很多“5”,6 或 7 往往被认为是变异。如果某个物种普遍是“6”,那么肯定和我们不是一个祖先。因为地球上的动物是有共同点的,没有任何一种脊椎动物形式超过 4 条腿、5 根手指、两只眼睛。这对托马斯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遇到的是外星人。

B:《星丛》里会融合、变化出触须和手指的星球般巨大的暗物质智慧“黑体”,与《计算中的上帝》里从超新星爆发中拯救人类的那个近乎上帝的“黑手套”,在你的想象中是同一种或类似的东西吗?

S:这是个有趣的想法。我很为暗物质着迷,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虽然我不是有意在《计算中的上帝》里写到暗物质,但在《星丛》里,我认为──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世界上存在暗物质的想法是很奇妙的,如果有暗物质,就一定有暗物质化学,如果有暗物质化学,就会有暗生物,这个想法太吸引我了。

B:“第一次接触”是你反复写的主题之一,是什么让你想一再尝试这个主题?

S: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如果真的有“第一次接触”,如果会发生,那么它可能会在短期内发生,我们已经去了月球,而且也在尝试向外星球发送信息。科幻的一个作用是帮我们为将会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另一个原因是,在人类社会中,已经发生的“第一次接触”,都比较恶劣,比如欧洲人发现美洲,他们对土著做了可怕的事情,还互相传播了疾病。五六百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处理这“第一次接触”产生的问题。除了疾病以外,通常都是科技不发达的地区遭受更多灾难。因为到来的人们有能够让他们到来的技术。我们发明无线电技术才 100 多年,无论我们和谁接触,几乎可以肯定会接触到比我们先进的物种。所以在坏的情况发生之前,我们要搞清楚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我觉得这不是为了小说的娱乐性,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要做好准备,现在是时候了。

B:我看到有评论说,《计算中的上帝》最后三章和结尾过于仓促,而且黑色物质以及下一代上帝的出现也很突兀。有人认为你是因无法自圆其说才在一部很精彩的小说中引入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你自己怎么看?有不少人觉得你的小说虎头蛇尾,前一半或 2/3 很吸引人,但结尾的说服力似乎不太够,你觉得呢?

S:我想我还是不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了,它们冒犯了我。你提到的两部小说,《计算中的上帝》和《星丛》,在全世界基本上都赢得了极好的反响(3)《星丛》是当年唯一一部同时被提名英语科幻世界最高奖—雨果奖和星云奖—的小说,它还获得了加拿大的科幻小说最高奖极光奖,《计算中的上帝》则入围了雨果奖,是加拿大主流文学销售排行榜前十,并曾问鼎 LOCUS 销量冠军。我不想为它们辩护,当你说“不少人”,那都是少数观点。

科幻小说的影视改编很难

B:美剧《未来闪影》(Flash Forward)是根据你 1999 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收视率很高,这进一步提高了你的知名度和作品销量。但是尽管你写了 20 多部小说,并大多得奖或受到好评,成功改编为影视的却很少,你自己觉得是为什么?

S:实际上科幻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常常被改编。大多数用英语写作的著名科幻作家,都没有任何作品被改编。而且从小说出版到被搬上荧幕,时间非常长。《穹顶之下》(Under the Dome)大概是 1984 年出版的,现在才有电视剧。我有一部,显然比零要好!是个很大的成就!我希望有更多。我觉得很幸运,《未来闪影》可以被拍成电视剧。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是科幻大师,但你可能知道,《我,机器人》(I,Robot)这部电影其实和他没有关系,他们写了剧本,找了演员,然后决定用《我,机器人》这个名字,但其实和原著根本没有关系。我很幸运,我和北美的一些制作人合作,《触发》也要拍成电影了,我正在写剧本,是很有趣的经历。如果可以拍成,我就会有两部作品被改编了,被改编了两部的就更少了!

B:你觉得科幻名作被改编成影视的很少,原因是什么?

S:两个原因,一个是预算,反正你也要付钱给编剧,为什么还要为版权付钱?让他直接写就好了。另一个原因是小说和电影是很不一样的,电影必须要视觉化,小说不一定,电影要有好看的画面,而小说关注人的内心,改编很困难。小说的读者往往很难对影视改编满意。人们很喜欢《哈利·波特》的电影版,因为和小说很接近,《指环王》也是,但我还没有看到哪部科幻小说的改编做得那么好。希望以后可以看到,不一定是我的作品。

B:你的最新小说 《触发》似乎有些离开你所熟练写作的那种科幻小说模式,而更接近于汤姆·克兰西 (Tom Clancy,1947-2013)、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1942-2008)的美式惊险小说。这可以看作是你在《未来闪影》成功改编为美剧后,为进军美国市场量身定做的产品吗?

S:《未来闪影》还在拍摄时,我已经卖掉了“WWW 三部曲”的版权,这个系列肯定和《未来闪影》无关。《触发》是三部曲之后新的合同,那时候《未来闪影》正在播。我发现我有了大量新读者,来自世界各地,这很好,因为电视剧,这部小说被翻译成了更多的文字,在很多以前没有出版过我作品的国家出版了。我意识到,我想要持续吸引我原先的读者,但新读者期望我的小说里有惊悚、阴谋、追车、爆炸、枪战等情节,这些不是科幻小说必需的元素。但我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好想法,可以既吸引我的核心读者,又吸引喜欢看电视剧的读者?《触发》是这样一次有意的尝试。英语版销量很好,我觉得是成功了吧。

B:作为科幻小说家,“棱镜”计划应该对你并不新鲜,它可能在小说家或编剧、导演的想象中早已存在了。那么当它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时,你的感觉是什么?

S:你们真喜欢斯诺登啊,在中国每个人都问我斯诺登。斯诺登是个有趣的人物,这个年轻人掌握了重要的信息,决定公布它们,却没想好下一步要怎么走。我相信,企业和政府不应该向人们隐瞒它们做了什么。斯诺登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这么做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分,又有多少机会主义的成分。我们对他了解很少,因为他还在潜逃,还没接受很多访问。基本的原则是,当政府不得不说出事实,并对它所代表的人遵守承诺时,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问题是,执行承诺的不一定是你选出来代表你的人。对西方人来说,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些人说他是英雄,有些人说他是罪犯。不过基本的原则是,在民主社会,政府不应该对选民隐瞒事实,尤其是危险的事实。

脚注

脚注
1 《日常生活的心理奥秘》,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版
2 荣格曾被弗洛伊德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3 《星丛》是当年唯一一部同时被提名英语科幻世界最高奖—雨果奖和星云奖—的小说,它还获得了加拿大的科幻小说最高奖极光奖,《计算中的上帝》则入围了雨果奖,是加拿大主流文学销售排行榜前十,并曾问鼎 LOCUS 销量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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